政府主导立法的工作模式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陌生与隔离，造成了法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，事实上是与社会不断的疏远和脱节

立法者讲政治，是在路线方针上，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，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，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拥有高明的政治智慧

很多地方像一个没有长大、也不敢长大的孩子，大人怎么说，他就只能牙牙学语，于是，立法者往往愿意选择“保守”的抄袭、复制，这就难免造成太多的重复性立法

目前乡村振兴的规划工作普遍开展，但规划意识普遍缺乏，规划水平不高，存在的问题多多

营商环境的营造不能靠领导点头、空口承诺，必须体现在对法治的尊重和坚守上

立法后评估，不是为了完成某任务的交差应付，不是立法机关临时挑选某一部法律、法规的“试检”，而应是为提高立法质量，推动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的常态化制度

“小切口”立法有很多难题。怎么“小”？小到什么范围？如何“切”？“切”在什么地方？地方立法还没有多少经验

所谓科学立法，就是要反对那种用过往经验、主观意志、个人臆断来代替对规律的把握，最大限度地排除非理性因素影响，运用专业的、理性的立法知识和技术能保障法律的质量

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，从有法可依到“良法之治”，这是对提高立法质量的必然要求，更是对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

近年来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部署开展了涉及“放管服”改革、生态文明建设、产权保护、军民融合、医疗卫生、动物防疫等等各方面的法规专项清理工作，无不存在“运动式清理”的特点

地方人大作为法定的立法机关，立法工作是最重要的本职工作，应强化主导作用，改变过去“被动”“依赖”的工作方式，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提请什么，人大就审议什么的模式

政府应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，整合多元主体力量，老老实实地让自己成为“守夜人”“服务员”

在立法内容的设计上，充分考虑法规的可操作性、执行性，坚持“宜细不宜粗”的原则，重点放在明确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、工作职责，避免观赏性立法

在一个法治国家里，如果宪法是限制公权力的铁锁链，民法就是保护私权利的金钟罩。在法治国家里，民法典的意义不亚于宪法

艾滋病人作为患者，他们本身是病毒的受害者。作为普通的公民，理应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，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，不应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

区域协同立法的难点在于，如何面对共同的问题建立统一立法标准，规范统一的执法尺度，更难的也许还在于，如何合理调谐利益冲突和竞争，妥善分配发展红利和成本

立法不是简单的条文堆积，而是为了今后管用、好用、能用。立法，既是设定规范的过程，也是价值博弈、权衡与选择的结果。法规质量要高，一定要在审议环节睁大眼睛，“审”出问题来

对不参加代表活动、不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，对干好干坏一个样，不参加代表活动、不联系选民、不为民代言的“特殊代表”，要有相应的对策措施

执法检查不是评先进，而是找问题，一定要发现问题。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要敢于动真碰硬，敢于“亮剑”，而不能碍于情面放水、粉饰、打埋伏